78岁的王蒨往来于陕西西安钟楼附近的家和40公里外的咸阳国际机场贵宾厅，为自己团队历时5年复制的中国历代乐舞俑做介绍。

　　退休前，王倩是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文物复制专家。“你看这个骑马女俑，英姿飒爽，短衣窄袖，身着长裙，黑纱高帽，不就像我们诗里说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古稀老人在讲解起陶俑的历史与制作过程时神采奕奕，眼神明亮而坚定。

　　古代没有摄影技术，陶俑以直观的形象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审美。五载春秋，王蒨及其团队坚持复制古代乐舞俑，展示了从战国至明代2000余年中国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舞蹈、杂耍类陶俑104套共352个大小不等的人物。

　　这些“复活”的乐舞俑形态传神，栩栩如生，它们手执乐器或骑跨骏马，舞姿曼妙或雄健刚劲，从不同的历史节点穿越而来，与欣赏者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展现独特的时代魅力。王蒨说：“陶俑风格也展现了其时代精神，从春秋战国至秦的规范与雅正，到两汉时期的活力与豪健，到魏晋的自由与浪漫，再到隋唐的繁荣与力量……这些不同时代的陶俑特点也吸引着我去探索，去坚持用陶俑展现出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发展史。”

　　“复制陶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性工作，它需要各个工种的协调配合，仅制泥就需粉碎、去杂质、沉淀、反复砸揉，才能成为熟泥。接下来塑形、制模、按泥胎，然后将胎烧成陶，接着上色与‘开眼’，最后是做旧。”对从事了40余年的彩绘陶俑复制工艺流程，王蒨显得驾轻就熟。尽管已经退休无法承担陶俑复制的全部工序，但画龙点睛的“开脸”（陶俑的面部彩绘）总由王蒨亲手操刀——她担心学生无法抓住陶俑的“神”。

　　这也是复制陶俑中最重要的一步，塑形或许对美院学生而言并不算什么难事，但要抓住蕴含时代精神的陶俑的微妙神韵，却需要复制者与文物产生深度的联结与对话，这不仅需要强烈的“非我莫属”的使命感，更需要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

　　王蒨与彩绘陶俑事业的联结也正像复制陶俑的过程一样，是在反复砸糅、琢磨中塑造出的艺术。出生于艺术世家的她年轻时进入西安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而后在碑林博物馆20多年的工作中，成千上万的陶俑复制工作锤炼着王蒨的心境，也让她将古代彩绘陶俑制作技术逐步复原。

　　1979年，王蒨参与了原大秦俑的复制工作。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古代体育展上，王蒨复制的“唐代打马球俑”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让凝聚于中国舞俑中“动于静生”的历史气韵登上世界艺术的舞台。而在1995年，“中国古代乐舞类陶俑”部分作品出国展出，获得了“第44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欧洲共同体最高荣誉奖”和“罗巴尼亚最高学院奖”，作品也曾作为国礼赠送给法国前总统密特朗。

　　王蒨还清晰地记得欧共体最高荣誉奖对她的授奖词。“60年前，王女士的父亲在欧洲学习艺术回国报效国家，60年后，王女士带着古老的东方艺术前来，呈现东方文明。”听完这句话的时候，王蒨已经热泪盈眶。这不止是王蒨的荣誉，也是复制陶俑技术得到了世界艺术的认可。

　　获得数项大奖的王蒨深耕于此领域，将荣誉化作力量倾注于彩绘陶俑复制工艺的精进上。

　　2015年，已经70岁的王蒨再次行动，继续为乐舞陶俑复制工程计划发扬奔走。“我父亲把海外流失及损毁的文物照片千辛万苦收集起来交给我，我必须完成。”王蒨复制的352个大小不等的陶俑人物中，陶俑原件三分之一已经毁灭或流失海外，只能通过照片复原。王蒨说：“这是用现代3D打印技术也做不到的，更加彰显了我们复制彩绘陶俑工艺的价值。”

　　复制古代乐舞俑，与原文物尺寸同制，工艺同质，让失而不可复得的国之瑰宝重现光华便尤为重要。王蒨说：“我不能带着遗憾走，这种文化传承责任驱使着我坚持下去，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工作，就像多年前父母身体力行教给我的一样。”

　　王蒨的父亲王子云先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是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著名画家、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后来为“文化救国”，抗战中回国倡导组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其母亲何正璜也参与其中，团员们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在敌后考察、抢救、保护祖国的文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深深烙印在王蒨心里，再加上40余年来与陶俑的相处，文物的时代精神深深影响着王蒨，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满肚子的汉唐雄风在胸中荡漾”。她要将这些健在的、消逝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乐舞俑人聚集起来，勾划出一条中国两千年音乐舞蹈发展的轨迹。

　　集历代乐舞陶俑之全工作非常浩繁，工程量巨大，但王蒨下定决心要做，要让“文物说线余年中收集的各类乐舞陶俑进行认真整理、筛选，将历代中最具代表性的、最优美的文物遴选出来。按年代排列成序，并注有时代、尺寸、出土地及收藏处，为每件陶俑做了准确、详实的档案。在准备文字及图片资料的同时，王蒨开始为制作这些陶俑的巨大工程筹措资金。

　　王蒨满怀希望地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却屡屡碰壁，在王蒨看来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工程在他人眼中却成了异想天开、不可思议的事。王蒨没有气馁，开始自筹资金，在2015年6月开始组建专业人员（多是西安美院的雕塑系学生）来进行复制陶俑的工作。她先后数次带领学生参观各个博物馆中的历代陶俑，讲解古代陶俑的特点，给同学分析各时代不同陶俑的造型特征及制作手法，为制作陶俑打下坚实基础。

　　王蒨带领10余名学生在酷暑高温下进行复制陶俑的造型工程。在租住的狭小空间中，克服重重困难。王蒨的热情感染并带动了学生们，3个月他们团队做了40余件陶俑，并都制成了模具。此时，王蒨个人的积蓄已所剩无几，她无奈将工作暂时停顿。

　　2017年底，经过多方努力，复制陶俑项目申请到了国家艺术基金，复制工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8年始，王蒨和西安美院专家以及雕塑系的多位学生开始了新一轮的陶俑复制工作。

　　展览中的《霓裳羽衣乐舞俑群》是王蒨的得意之作。1937年，王蒨的父亲王子云在洛阳看到一批刚出土的唐代彩绘舞俑，因其风格独特实属罕见他特别拍照留存资料。解放后，他再次去洛阳进行文物考古，未曾想这批舞俑在抗战运送期间毁灭了。

　　后来，王子云在其著作《中国古代雕塑百图》中对舞俑描绘如下：“二舞俑，作在舞前或舞罢间隙中二人相互对话的形象。它们身着阔袖宫服，已装备停当，虽未起舞，但从颇有风致的伫立中，可以想见舞时翩跹的姿态。另两舞俑则正在舞蹈中，虽无乐队的配合，从轻曼的舞态中，似能听到伴奏的乐声。”

　　王蒨牢记父亲的遗憾与嘱托，以绝版的霓裳羽衣群俑照片为基础，专门请专业舞蹈演员来还原大唐舞乐的风姿。王蒨说，平面的照片实在很难完全反映真实，每个动作都要琢磨到位，在不断地旋转中寻找每一根极其精微的线条走向，这都向我们暗示了力量的方向、力度的变化与发展，甚至向我们诉说着来自古代舞蹈姿态的身体记忆。

　　“复制乐舞人俑不仅是外化身形的塑造与呈现，而是在历史长河的绵延中构筑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接续和发扬。”王蒨说，“我将文化传承与文化自觉的接力棒交给学生，我要把40年来积累的经验编成一本书，从陶俑角度演绎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史并让这些传统复制彩绘陶俑技艺能够长久地传承下去。”